骄傲的平阳商人
临汾有个襄汾，襄汾有个贤达张士亨先生。
有一天张先生说：治平兄的平阳商人可载。
呆呆捂着脸问：治平兄是哪一个？
于是呆呆看到了杨治平先生说理清明平和的大作，《“平阳商人”——兼论与晋中地区“祁、太、平”商人之区别》。
“晋商”是一个特定历史概念，是指发展在明、清，止于民国这一时期山西商人的总称。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晋商的聚焦、研究和宣传，主要在晋中地区，在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一带，在茶叶和“票号”，在这个区域的商家和历史遗迹。但是，杨治平先生说：晋商的概念里，如果缺了平阳商人，甚至可以说缺了源头。他还用大量的史实论据，证明平阳商人是经商的天才，并有极其傲人的战绩。
这篇文章原于微信平台“平阳鼓楼”分五次刊发，愿意更细地研究的朋友可前往观看。这是杨先生研究晋商多年的心得，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征得杨先生同意，我们做了一些删节。转发于此，以飨同好。
◇ “平阳商人”是指发端、崛起于明代，发展、终结于清代和民国，以临汾为中心，一个时期包括运城在内的商人集体总称。
◇ “平阳商人”是晋商的源头。
◇ 平阳府是明代山西乃至全国最富裕的地区。
◇ “平阳商人”在全国留有许多老字号和商业会馆。山西府州县在全国建的商业会馆中，“平阳商人”建的会馆占了一半以上。
◇ “平阳商人”在扎根北京的同时，沿西北边镇向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甚至伊朗等国外发展，走了一条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的商业路线。
◇ “关老爷”是“平阳商人”主推到全世界的。
◇ 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重说一个“历史概念”？
我们讲“晋商”的研究缺了“平阳商人”是极不完整的，不仅是从历史意义上讲“晋”发端于平阳大地，而且从“晋商”的特定概念上讲，“平阳商人”更是重要源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晋商”就是发端于平阳商人。
平阳府
明初“晋商”的兴起，共同的认识是明朝政府“以纳粮中盐为主要内容的开中制”的实施。之所以要搞“开中制”，与明朝政府的“国策”有很大关系。
朱棣称帝以后，大规模修建北京城，把都城由南京事实上迁往北京。这是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极大增加了“京师”的军事风险。为此明朝政府实施了两个大动作，一是重修长城，二是沿边关设置“九镇”，这成为了“平阳商人”崛起的最大的商机，揭开了“晋商”这一族群的先河。
明朝修长城，一是整修历史遗留下来的几近废弃的长城，二是加修内长城和在山西境内沿黄河和太行山南北向修建长城。仅山西境内，据《山西日报》（2017年9月18日）文章，总里程就达到896公里，分为外边、内边、黄河边、南边四部分。明朝政府最大的军事战略部署就是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长城一线设置了九大边镇，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其中两个镇在山西境内，两个紧靠山西，西部三镇距平阳府地理位置也相对较近。“九镇”驻防有大量官兵，多时近90万人，军马35万匹，还不包括官兵家属和大量役夫。
这两大举措都需要庞大的军需和民用物资，靠行政力量不堪负担，明朝政府釆用半行政半市场化手段，打破食盐专卖，实行了“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具体办法是，官府出榜招商，商人应招，输纳粮食、布匹、战马、铁制品、草料等物资于边镇和施工工地，到指定地点后换取“盐引”，也就是釆购食盐的“指标”，凭“盐引”到盐场支取食盐，然后再到指定区域销售。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平阳商人”占尽商机：一是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先在大同镇、山西镇试行，然后才推到其他地方。二是平阳府粮食、布匹、蚕丝等物资比较丰富。三是当时解州盐池比两淮盐场产量不少又更近边关，而且在平阳府行政区内。四是平阳府交通非常方便，且在要道上，距多个目的地距离都比较近。五是“平阳商人”文化底蕴深且精于算计也能吃苦。
各种史料证明，“平阳商人”确实抓住了这一机会，而且有很大发展。
“平阳商人”借天时、地利在盐业上迅速崛起，“逐渐垄断了报中特权，形成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解州盐池，随后进军天津长芦盐场，扎根扬州两淮盐场。走向全国。
“明中盐法行，以秦晋商人势力最大。且有西商无徽商”。且其中多为平阳商人。据载，清时山西在全国出名的大盐商有“太原的闫家、李家，河津的刘家，襄陵的乔家、高家，平阳的范家等”，按《明·平阳府行政区划》，其中四家是“平阳商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其中三家是“平阳商人”。
襄汾汾城镇
“平阳商人”中，明、清之际晋商中的翘首临汾亢家，襄汾南高刘家都与盐业有很大关系。《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序中讲“明代山西盐商中以平阳商人为最”。据把晋商研究重点放在晋中地区的著名学者张正明、张舒在《晋商兴衰史》中载：“榆次、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县，其经济实力在明代尚是一般，比山西南部蒲州、曲沃、临汾等县差得多（蒲州明时属平阳府)”。各类史料都表明，“平阳商人”是晋商中的重要源头，开启了晋商兴旺发达之先河。
例子太多了。
“尧都平阳”时期临汾人就开始“日中为市”；春秋时期，晋文公以“沃饶而近盬”的地缘之利，实行“转关昜运，通商宽税”；“晋商”的开山始祖是活跃在平阳大地的大商贾猗顿；元朝时期，“离开大同府……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名叫平阳府，城内……有许多商人和手艺工人，丝的产量也很丰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把平阳府记到了他的《游记》中；明·沈思孝《晋录》载“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从民风民俗而言，北史有载，“孝文时，⋯⋯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习惯经商，三十岁了连农具都不认识）这里的河东指的包括临汾、运城在内的晋南地区。
据明成化年《山西通志》对平阳府民风评价记载“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
在周敬飞主编的《中囯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中，讲到明朝时期山西有六大商帮即平阳帮、太原帮、泽州帮、大同帮、汾州帮、临襄帮，其中“平阳商人”就占了2个。
临汾历史上许多村庄都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以襄汾县为例：南辛店原名“木梳店”，福寿村原名“衣店”，崔村专门生产“线香”，京安生产花炮，贾罕“多有榨油坊”。按县说，曲沃的烟丝业、翼城的砂锅业都很兴盛。
不仅如此，“平阳商人”把经商放在了“道德的高地”。明代“平阳商人”王文显提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物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认为经商与做官目标一样，都是造福社会。这是“平阳商人”有商业行为自信的表现。
只举一个例子：临汾汾城县南高刘家刘笃敬，在光绪以后是山西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继祁县渠本翘之后被推举为山西商会会长，任山西议会副议长。是山西近代电力公司、面粉厂、纺织厂、灯泡厂以及煤炭、铁路、教育事业的最早兴办者之一。1912年孙中山视察山西接见当地名流时，对辛亥革命有功的刘笃敬与山西督军阎锡山分坐于两侧。正如《山西通志》卷六写道：“像渠（本翘）、刘（笃敬）这些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代表人物，他们在前朝创办了一些近代工业，继而又参加了收回山西路矿权的斗争，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平阳商人”做得规模很大，以商业会馆这个例子来做个说明。
据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统计：全国晋商会馆322处，直接标明市一级的56处，其中临汾市30处、晋中市8处、包括运城在内的其他市17处。其他晋商会馆，多数名称为山陕会馆、秦晋会馆、晋陕会馆，据研究不少也是包括运城在内的“平阳商人”与陕西商人联建的。
在北京。据其1949年对现存的商业会馆统计，属现临汾市辖区内的会馆有10所，分别为阳平会馆、临襄会馆、临汾东馆、临汾西馆、曲沃会馆、洪洞会馆、翼城会馆、晋翼会馆、通州晋翼会馆。据《晋商兴衰史》“中国晋商会馆名录”，北京市71所，直接标为山西市属的50所，其中临汾市辖区25所。北京市对会馆文化很重视，2015年依托“临汾东馆”建设“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用于展示、传承北京会馆文化。
临汾会馆
北京有个刘老根大舞台，一度很有名气，这个地方就是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的，叫阳平会馆。据中国华侨出版社《老北京趣闻传说》“北京阳平会馆有何身世之谜”记“在北京的历史上，南城的商家云集、会馆林立，仅崇文区现存会馆古建就有三四十处，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阳平会馆”，“会馆研究专家们……推测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前，即明末清初年间”。
此外“平阳商人”在全国其他城市如扬州、常州、苏州、兰州、山东聊城等地也留有不少现在仍在使用的会馆和园林等商业遗址。
对“晋商”业务，许多人只知“票号”和茶叶，这是受了“晋中商人”的影响。从“平阳商人”看，范围是很广的，出了许多大盐商，也在粮、布、烟等方面很突出，还在纸张、印刷、文物古董等行业有影响，煤炭、冶炼业在全国也有一席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平阳商人”虽几乎没有进入票号业，但所办当铺、账局、钱庄都具有票号功能。
盐业之外，“平阳商人”还在销售区大力发展盐的批零和油、酱、醋等相关业务。以北京为例：在“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经营”。百年老号“六必居”就是经营日常用的“柴、米、油、盐、酱、醋”六种必需品，是明朝中叶时临汾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三兄弟在北京宣武区开办的。
百年老号“六必居”
临汾具有经营粮食的地利优势，以临汾亢家为例，在清代“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亢家“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
北京人有早起喝粥的习惯，明末清初，仅翼城县，在前门、天桥一带设有供应早点性质的粥铺就有200余户。
在山西，棉花和烟叶是明代平阳府率先引进的，种植效果好，明清民国时期，不仅是重要产区而且曲沃种植、加工的烟丝成为商界的一大品牌。曲沃人在京师经营烟业，于雍正五年（1727年）创办河东烟行会馆。“曲沃旱烟在烟业中享受盛誉，在京曲沃人多业烟行”。
平阳商人因棉花种植发展起布匹纺织加工和营销，据史料明清时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
平阳麻纸被称为“府纸”或“贡纸”，在元、明、清时期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
平阳地区早在金元时期刻版印刷就很发达，平水版印刷的《赵城金藏》即是证明。在明清到民国得到继承和发展，仅襄汾单家庄木版年画就有120余种，销往甘肃、宁夏等地。
古董字画的经营是平阳地区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重要标志，北京琉璃厂内许多有名的古董字号都是晋商开办的。《晋商学》举了10个例子，有7个是“平阳商人”开办的，分别是“英古斋”、“德宝斋”、“永宝斋”、“渊识斋”、“晋秀斋”、“永誉斋”、“振寰阁”，分别以善于鉴定和经营古墨、古砚、古印、金石、青铜器等闻名琉璃厂。
在现代工业兴起以前，临汾的煤炭、冶炼业优势比较明显。唐代时，临汾就铸造出如大云禅寺内高6米、周长12米的铁佛头，是冶铁铸造的奇迹。金明昌七年（公元1196年）铸造出鼓楼上高2.3米，直径1.5米的大钟。明代时据《明一统志》载：山西21个产煤州、县，临汾就占了9个，分别是霍州、吉州、临汾、洪洞、浮山、赵城、汾西、翼城，加上同属平阳府的河津达到10个。平阳府铁矿资源也丰富，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32个州县，平阳府占到10个，其中临汾占到7个，分别是汾西、临汾、洪洞、翼城、吉县、永和、乡宁。明初实行官冶铁制，全国13个，山西5个，其中平阳府2个，分别是吉州富国、丰国两个冶铁所。
“平阳商人”在明清到民国时期，创造了诸多享誉全国的百年老号，比如已经提到的“六必居”酱菜园，至今已580余年还存在着。北京有名的“都一处”是浮山人王瑞福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创办的，距今已280余年。还有“万全堂”药店，是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经营的。“永兴和”曲沃烟丝、“敬业纸庄”一度占领全国同行业半壁江山。还有“蔚隆章”铁货行、平阳木版年画、吴家熏肉、“徳宝斋”古玩店也是响当当品牌。
“晋商”有两大商业劲旅，一是包括太原商人在内的“晋中商人”，另一个是以临汾为中心，一度包括运城在内的“平阳商人”。在明清之际，所走的商业路线，共同之处是首选进军北京，“平阳商人”显然占了先机，随后由于各种原因，都把东南地区作为重要商业活动区域。
主要的商业路线区别，是向西和向北的边贸和国外贸昜路线。在这一点上，“平阳商人”从明代起主要是沿边防“九镇”中的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向西及所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甚至是西部诸国发展，走了一条与“丝绸之路”高度契合的路线。而晋中包括晋北地区商人主要是走“两口”，一个是“西口”即杀虎口，另一个是“东口”即张家口，发展对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
右玉杀虎口
造成这一区别的重要原因，除了地理等因素，主要是政策因素。
“平阳商人”因明初食盐开中政策的实施而兴起，在向北京扎根的同时，迅速沿长城内侧向西部发展，甚至沿当年平阳人法显西行取经求法和卫青、霍去病征战西域的路径走向更远的地方。晋中地区的商人在明代不如“平阳商人”，到了清初特别是康雍以后勃然兴起，同样是抓住了国家政策机遇。
清王朝建立以后，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壁垒被打破，又实施满蒙亲善，清政府实施了一项在今天看来影响深远的重要国策，“鼓励汉人出边种地”。山西人到萨拉齐、绥远、包头一带垦荒种地，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在口内外之间贩运贸易盈利丰厚，从而很多在蒙古地区的山西人走上了新的创业之路一一经商”（据孔祥毅《晋商学》）。这里的“山西人”主要指晋中、晋北地区的商人。他们又发现蒙古地区等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茶叶需求量大，利润也丰厚，因此购销茶叶成为重要商业业务。茶叶的购买地和销售地距离遥远，商途凶险，继而发展起主要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
“平阳商人”在走上“一带一路”的征途上，一个是比较深入广泛，另一个规模也很大。据李琳之《湮没的辉煌》（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襄汾商人”）研究，在西宁经商的多为绛州（现新绛县）及太平县（今属襄汾县）人，被称为“绛太帮”，“绛太帮以西宁为中心，向农业区各县伸展辐射”。“在兰州一地最多时竟达到了8000余户”。襄汾北柴柴家在兰州开有至少三个连锁商号，抗美援朝时，捐献了一架飞机。
张正明、张舒著《晋商兴衰史》引用了四个晋商经营西北的例子，均是“平阳商人”：比如山西曲沃商人李明性“挟资贾于秦陇间”，明人“张荣魁，太平人，商秦陇”，祖籍山西洪洞的李氏“月峰公起为边商，输粟延安枊树涧”。
“平阳商人”更西到了哪里？
据史料“西至洮踰、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据光绪《山西通志》卷139载：临汾景发才之父“娶未逾年，远贾安息”，安息即现在的伊朗。山西运往新疆伊犁及俄国哈萨克诸部落的绸缎、布匹、铁货多出自山西平阳、潞安、泽卅。据光绪《襄陵县志》卷二二载：明万历年间西梁村贾人“贩于海外”。
当时“平阳商人”的商业规模有多大？
据庞利民《晋商与徽商》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一桩把茶叶运往陕、甘、哈密的茶叶，囤贮在今天的三门峡，该贸易形成冤案，牵设到曲沃县富户高科等十人，被勒罚银76800两，办案的咸宁和曲沃知县分赃9240两（《清世宗实录》卷三六），一桩案子勒银即达近9万两，商业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关公是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优秀品格于一身的神圣人物，可谓义贯千古的万世人杰。他又突出“武圣”成为与“文圣”孔子比肩的“二圣”之一，以“财神”偶像，地位甚至超过观音菩萨、天妃妈祖和赵公明等。
关公由将军到“帝”到“神”到“圣”这些变化，时间段是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宋、元、明，关公的政治和社会形象顺应官府、百姓和特定社会群体的期许演进过来，到明代不仅是政治地位升到了最高，而且其“事迹”在社会上的传播也达到顶峰。也正是在明代，关公“转型加披”为“财神”，这一现象与“平阳商人”在明代非常兴盛，其商业足迹遍布全国是偶然巧合吗？
关公按出生活动的年代，籍贯地属“河东郡”，是“平阳商人”地地道道的“老乡”。在明代，解州属平阳府，是乡里值得骄傲的人物。“平阳商人”在孤寂漫长的商业旅途中需要精神寄托，在彼此的商业交往中需要信用保障，在对外界的开拓活动中需要“共同话题”。关公老家解州常平在盐池附近，据研究年青时有贩运食盐的经商历史。在关公诸多优秀品格中的“诚、信、忠、义”等，也充分体现了“平阳商人”的商业伦理，于是这些就变成了“平阳商人”游走四方、攻城略地的利器。
解州关帝庙
“平阳商人”找到了宣传推介关公的最好形式一一唱关戏。据不少学者研究，临汾戏剧发端兴盛于明之前的元代，是中国戏曲摇篮。元杂剧四大家中，关汉卿、郑光祖都是平阳府人，临汾“元代戏台”成为国保文物遗存下来的多达五处。“平阳商人”到了某一地域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兴建商业会馆，他们突出会馆“宣传”关公的“功能”，不少塑有关公像，定时祭拜。建有戏台，养有蒲剧或其他剧种戏班，大唱关公戏。这些事情影响大了，在社会上人们甚至把“平阳商人”建的商业会馆就叫做“关帝庙”。“平阳商人”的商业成功和关公崇拜，影响了同属一省的山西其他府州县的商人，影响了与“平阳商人”合作密切的相邻陕西关中、西安地区的商人，影响了全国，成为商界诸多行业对关公的广泛崇拜，关公因此也成为了“财神”。在商业气氛浓厚的台湾，在崇拜天妃、妈祖、关音菩萨的同时，据统计，现在仍有400多座关帝庙，家户和商业场所的祭拜就更多了。
据（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记“山西……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据史料，临汾亢家在清顺治到康乾时期一直是山西首富，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记：银子有数千万两，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的晋中侯、曹、乔、渠、常、刘等姓氏人家，且主要在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
亢家是大盐商、大典当商、大粮商，在扬州有著名的“亢园”，在两淮盐商中有“南安北亢”说，“南安”是指当时扬州盐务商总安麓村。
“平阳商人”不仅与达官贵人、皇族国戚、文化名流多有交往，而且有许多美丽故事：《桃花扇》的作者，著名学者孔尚任是明《平阳府志》的主编；顾炎武长期旅居曲沃，与傅山交情深厚，在这里封笔《日知录》；襄汾师庄尉家把郑板桥聘为私塾先生。还有乾隆帝赐字“都一处”，刘笃敬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故事等等。
研究“平阳商人”的现实意义
研究历史和追思过去，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平阳商人”作为一个区域历史经济现象，不能看成是别人家的事，漠然置之。也不能看成是过去的事，抛之脑后。因为它会警示现在，昭示未来。所以说，对“平阳商人”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平阳商人”“正名”，完善晋商的整体组合。“平阳商人”显然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平阳商人”谈晋商，不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概念。
如果任其下去，“平阳商人”会被历史的时光淡去，甚至是扭曲和变异，使我们丢失现代经济发展一个优势的资源和动力。
第二是积极搭乘晋商品牌的“顺风车”，增添临汾文化旅游的新内容、新亮点，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比方，明、清时期的“平阳商人”商业遗址址是非常丰富的，从省内看，襄汾“汾城古镇”、“丁村民居”、临汾“亢园”、襄汾南高刘家、古城街铺、汾西师家沟等很有保护开发利用价值。以襄汾“汾城古镇”为例：有四十余处古建，占有古代县城商业、教化、治所等比较完备的建筑文化符号，住建部认可为全国十大古建群之一，开发利用好，价值十分巨大。此外还有许多未被发现和重视的商业遗址。
需要在史料挖掘、整理的基础上以文化的、影视的、艺术的、实物的等形式进行宣传展示，需要有选择的还原可观偿、有效益的遗迹形成经济的增长点，需要积极申报有价值的文物争取国家和世界权威部门的认定。这些工作不能照搬现成模式亦步亦趋，也不能妄自菲薄，要努力创造出我们的特色。
第三是总结弘扬“平阳商人”的时代精神，促进和激励临汾形成一批与时俱进的企业家。“平阳商人”的发迹、发展有许多可资后人借鉴的精神文化遗产，比如很善于抢抓“政策”机遇，在明开中制实施以后迅速崛起；很善于在全国大背景下进行商业布局，商号、会馆遍布各地，而且把重心放在了今天看来仍很重要的北京、西安、兰州、扬州、常州、苏州和东南、中南省份；很善于利用商业所在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不拘限地域格局的狭隘限制，较少荣归故里的“土财主”文化，深入地融入业务区域；很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继承了先人法显、卫青、霍去病敢为人先、攻城略地的雄风，哪里有商业利益哪里就有“平阳商人”的足迹；很善于利用文化软实力为商业活动减少风险，扩大影响，增强润滑作用。明清时期戏剧节目中关公戏很多，与临汾有联系的巜苏三起解》、《下河东》很红，洪洞县也因此“名扬天下”，一定程度都是“平阳商人”蓄意推动的结果，这也说明临汾文化底蕴深厚和为人处事的大聪明。这些精神财富为后人所用，将会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将会促使平阳大地和平阳后人中产生引领新时代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人物。
第四是充分利用千百年来“平阳商人”在全国、全世界留传下来的精彩故事和保存下来的文物遗址，形成“请进来”、“走出去”的抓手和依托，推动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形成新的“引爆点”。比如“平阳商人”所建会馆形成的网络，许多在我们招商引资的目标区域，利用地好，会成为联系两地关系的有效媒介。还有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郑板桥、顾炎武、孔尚任，在临汾历史上都留下了许多精彩故事，他们的籍贯又在发达地区，故事演绎的好，也会成为拉进两地关系的“酵母”。
从现代商业经济和互联网特征角度讲，我们还有许多未被发现利用的有利因素。只要我们处理把握的好，现代平阳商人将会重振昔日的雄风。
本文编辑：老虎
图片来源：平阳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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